南通,被低估的海上丝路重要节点乐居网
四月初,南通加入由广州、泉州、宁波等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联合申遗城市联盟。在南通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钱健看来,“海丝申遗”理应离不开南通,因为南通在历史上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,而且南通本土文化就有着浓郁的海上丝绸之路色彩。
钱健从年开始,就对包括南通在内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产生兴趣并开展研究,所得颇多。本周,钱健接受记者专访。他的讲述,为我们展开一幅跨越数千年的雄浑画卷,重奏南通航海时代的黄钟大吕。
向海而生
记者:一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之时,衰落于鸦片战争之后,时间跨度为两千余年。纵览上下两千年,南通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联始自何时?
钱健:从广义上讲,南通地区的海上通道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开辟。我们从青墩文明遗址发掘出若干陶器,从部分种类形状的生成演变来看,明显受到西亚北非和印度洋沿岸文明的影响。
记者:可否举一两例?
钱健:在青墩人活动区域的一条河道内,当地人曾无意中打捞上一根杂色玉棒。玉棒的一头刻有一个大眼神人面像,这种神人面像与良渚文明神像属同一类型,因为这个神人面像的眼睛上有三道从瞳孔向外放射的条带,只有良渚神像的眼睛是这样的。而良渚神人像保存了完整的头冠,我们分析这正是埃及法老的巾冠。也就是说,青墩神人和海外远方神人有着某种联系。
此外,青墩人的起源很可能是后世所称“东夷人”的祖先。现代研究显示,东夷语言中包含了一些南岛语系,即马达加斯加岛往东,包括东南亚群岛等远古居民语言的语词与语法。从古代开始,人们就认识到东夷人在各方面均有别于中原人,他们保留了祖先的生活习惯、行为方式和语言体系——这与中原文明很不相同,却与海外文化有着某种渊源。
记者:这些文明有没有可能通过陆路而来?
钱健:可能性不大。上古时代陆地交通极为不便,海上联通更为现实。
记者:刚才说的是传入的文明,我们有没有传出的文明?
钱健:有!在新石器晚期。美国科学家于年完成的大范围基因检测证明,水稻起源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,日本稻谷起源中国说得以确认。我们认为长江下游地区经海路直接传往日本的可能性最大,成功率最高。王其银先生认为:日本九州北部位于34°N以南,与江淮东部纬度相同,其生态环境也与青墩、龙虬庄基本相同或相似。而日本弥生文化早期遗址如板付、凌罗木等发现的稻作遗存均为偏粳型或粳型稻,这与青墩、龙虬庄遗址发现的稻作遗存相同。
除了考古实物,中日两国还存在着稻谷神话的共性——神体化谷。证据显示,日本神话中鸟是谷神飞来人间的使者,日本民俗显示了鸟起着传送稻谷的作用。而中国稻作文化发源地的东夷人、百越人等部族都盛持鸟崇拜,例如崇拜句(音同“勾”丨编者注)芒神,《山海经·海外东经》称:东方句芒,鸟身人面,乘两龙。年8月,我们考察了直线距离青墩遗址仅45公里的兴化魏庄,寻访到鸟神庙遗址,采集到从古流传至今的神鸟留谷传说。
记者:我很好奇上古人类如何渡海?搭乘独木舟吗?况且海洋那么大,上古人类有足够的体力划过去吗?
钱健:独木舟渡不了海。一般认为当时人们制作竹木筏渡海,筏上搭所小茅屋,用来存储粮食、淡水等。渡海也不是靠划,而是主要利用季风和洋流。
可以说南通外海具有得天独厚的季风和洋流之优势。首先,华东海面的季风强烈,冬季偏北风,夏季偏南风;其次,华东外洋南北向和东西向的洋流均会流至南通外海,在长江口以东约一百几十公里处形成洋流的回旋中心。有经验的水手可以顺着洋流前往东、南、北等不同方向。
记者:东、南、北可以分别到达什么地方?
钱健:从南通江口出发,向东可达日本长崎、韩国仁川等;向北可达塘沽通州、辽宁营口,穿过朝鲜海峡或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;向南可至浙闽两广、东南亚、印度洋等。
所以一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分为东海航线与南海航线两条,而南通海上丝路却是四通八达。
橹声帆影
记者:就一般意义上的海上丝路而言,南通历史上有哪些与海上丝路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?
钱健:有很多,可谓群星璀璨。举几个例子。
首先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日本高僧圆仁与掘港国清寺。唐开成年间,圆仁随第十三批遣唐使西渡求法,海上历险,弃舟登陆,来到国清寺,住宿寺内半月有余。在他后来写的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中对掘港国清寺有详细记述。不少人认为在世界旅游文化宝库里,圆仁的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,与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、马可·波罗的《东方见闻录》被列为“世界三大旅行游记”。《行记》的面世使“掘港”“国清寺”之名在历史典籍中首次亮相,也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。
马可·波罗也到过南通。《东方见闻录》流传最广、且公认最好的汉译本为民国翻译家冯承钧所译,他选择了当时法国人沙海昂(A.J.H.Charignon)注释的近代法语本作为底本。文中提及一处地名,据拉丁语生成的法语原文为Tingiu(另有英文本作Tunchow),冯氏译作“真州”,今称“仪征”;其他人推测是“泰州”。但我们考证后认为这都是错误的,因为书中讲到此地盛产盐,其港口还聚集很多船舶,而仪征和泰州地区都不具备上述条件,由此看来这个Tingiu应是古代煮盐业发达、且具备出海港口的“通州”。
还有两个人不得不提。
一是日本的藤原清河,他是一位客死于唐的日本遣唐使,引人注目的是,他是圣武天皇的表弟。我们考证认为,当时取道扬州沿运河北上的遣唐使团,多经南通境登陆。年,藤原清河第一次应其表妹——孝谦天皇派遣,率领约人的庞大使团来华时,应是经南通境登陆休憩后,沿长江北上扬州,再进入大运河直达长安。
另一位是被尊为“东国儒宗”的朝鲜人崔致远。他是朝鲜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了个人文集的大学者,先在大唐入仕,官至三品,是新罗历届留学生中成就最高的一位。
崔致远流传后世的唯一著作《桂苑笔耕集》中最后一首诗——《题海门兰若柳》,这也是崔致远在中国写的最后一首诗,作于他返回新罗之时。我们考证认为,这里的“海门”就是如今的海门。有人质疑那时南通尚未建城,海门更无从谈起,但我们认为此处“海门”意为“入海之门”,崔致远最可能的入海口即在今日海门附近,而地域命名常常是民间先有该称谓,而后官方直接用以命名。
《题海门兰若柳》是一首七言绝句:“广陵城畔别蛾眉,岂料相逢在海涯。只恐观音菩萨惜,临行不敢折纤枝。”我们考证认为,这首诗很可能是崔致远为等季风出海,投宿于海门地区一家寺庙时所作的题咏诗。
记者:刚才说的都是外来人士,本土可有过代表人物和事件?
钱健:首推东汉末年的吕岱。公元年,吕岱派遣宣化从事朱应和中郎将康泰出使扶南(古代中南半岛上的王国,其辖境大致相当于当今柬埔寨全部国土以及老挝南部、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丨编者注。)等海外各国。这是中国第一次派官方使团出使东南亚迤西诸国,朱应和康泰回国后分别记述了所探行的海上航线。康泰记录了前往中天竺(印度)的航道,朱应则记载了从印度洋到罗马帝国的海上航程。
可以说,吕岱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史学家范文澜指出,吕岱的外交行动可与西汉张骞开辟陆上丝绸之路的功绩媲美。
其次是朱清。此人在历史上名气不大,但贡献很大。他生于通州小姚沙,是宋元之交的一个海枭,熟悉南北海道及诸岛门户,史载其“备知海道曲折……往来若风与鬼”。南宋末年他被朝廷招安为防海义民,但不久就投靠蒙元成为管军千户。后来蒙元统帅伯颜攻陷南宋都城临安(今杭州),欲将南宋皇家图籍和仪仗礼器等运回大都(今北京)。走陆路多有不便,于是朱清自告奋勇,取海道经通州的江海沙洲成功运至大都。
蒙元坐定江山后,此时的大运河日渐隘浅,不容大舟,南方的粮食不易运到北方。伯颜便向忽必烈推荐朱清,建议海运漕粮。获准后的当年八月,朱清试造平底沙船60余艘,当年十二月即运粮四万六千余石至京师。从此元廷便命朱清用海运替代河运,每年能运八十万石,不仅满足了大都的粮食需求,连北方边防的军粮也一并解决。可以说,朱清开辟了中国第一条长期稳定的南北方向海运航线。
后来朱清遭人构陷后自戕于狱中,其继任者殷明略将朱清开辟的航线开拓到外海。有什么好处呢?朱清航线主要靠季风航行,从南至北需十来天,而殷明略航线利用洋流,顺利时,只需两天即可过山东成山角而进入渤海湾。
到了清末,海门出了一位近代大科学家——黄伯禄神父。黄伯禄一生用中文、法文、拉丁文写了不少著作。其中最耀眼的当属他带领两位法国科学家用法文编写的《中国地震年表》。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记录人类文明史以来地震情况的著作,为科学地研究地震发生规律周期、区域等提供了宝贵依据。
黄伯禄还曾指导法国科学家研究太阳黑子运动,并第一次把欧洲式的会计制度译介来中国。因为他的诸多成就,法兰西学院两度授予他“孺莲奖”(亦作“儒莲奖”),这个奖在很长时期内是世界汉学界的最高奖项。
张謇也是与海上丝路交往甚密的人物,其“渔权即海权”思想、开展国际航运活动等,学者已有研究,媒体报道也较多,在此不再赘述。
舶来文明
记者:海上丝绸之路除了商贸往来,还有很多文化交流。南通地方文化中是否有经海上丝路传来的外来基因?
钱健:可以这么说,南通作为一座滨海城市,人们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、民间信仰等方面都有很多经海上丝路传来的异域基因。
记者:我们先从非物质类的谈起吧。
钱健:语言方面,地方先民的语言中含有南岛语系特点的这个问题前面讲过。
信仰与宗教方面,来自印度的林伽耶特崇拜,来自巴基斯坦海边信德省印度河口的杀魔信仰,源于伊朗的曼匿斯祁教等,均在南通民间流传过。
比如如东传统祭神舞蹈——跳马伕。很多人不知道,早期跳马伕表演者需用一根银针穿过脸颊,而这不属于中华文明。我们考证认为这是源自巴基斯坦信德地区的杀魔信仰。银针穿面,代表驱魔人的勇士气质。我们认为,跳马伕是海上丝路文化融合的遗产,其外来文化成分甚至大于本土文化。
记者:南通境内有没有海上丝路传入的文物遗存?
钱健:有很多,就在我们身边,而且是我们都见过却不知道的遗存。
首先是狼山广教寺,这是连接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的标志。为什么这么说?举个例子,广教寺奉祀的开山祖师是泗州僧伽,僧伽本人是从西域贵霜匿国即何国经陆上丝绸之路入唐的;而其像和对他的大圣崇拜则再沿海上丝路,继续东传日本。
再一个很有代表性的——天宁寺。其大雄之殿内有六根大木柱,其制式是12瓣瓜楞柱,这是一种柱面有几道至十几道突出而垂直的、近乎半圆的楞条立柱。
这种瓜楞柱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很罕见,且多采用于中国东南沿海少数地区。这是为什么?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种柱型不是中国本土产物,而是渊源自罗马帝国的“束柱”。
为什么南通地区会出现罗马文化的遗留?那是因为宋朝是中国着力开展海外贸易的时代,在扬州设有市舶司,南通当时称作胡逗州,是西域来船经海路进入市舶司之前须在长江口晒货、休憩和打听前方形势的停留之地;也是下海归国的胡人补充淡水、祈神、等候季风的最佳地点之一。所以罗马束柱出现在南通的庙宇里就不足为奇。
记者:与老百姓日常吃穿用度有关的舶来文明有哪些?
钱健:就拿食物举例吧。南通人的餐桌上有很多源于东罗马帝国、阿拉伯世界等地的食物,比如百合、西红柿、洋生姜、荷兰薄荷等。
还有一些近代欧洲传来与本地特产杂交改良后的食物。
比如海门香芋,中国本来不产此物的,哪儿来的?原产地是南美,由西班牙人带回欧洲,再由法国、比利时等国传教士带来,遂成海门特产。
再比如狼山鸡。本来狼山鸡就是如东境内的古老优良品种,后被英国水手带上海船在回国的途中吃,没吃得完的送到英国农场饲养;然后再带一批上海船在来华的路上吃,没吃得完的又在南通等地饲养。后来德国人、法国人等也来购鸡以交换配育……这样数经来去,狼山鸡体格越发健壮,肉质越发美味。
所以别看小小的狼山鸡,它可是海上丝绸之路交流的典型代表。
梦想惟新
记者:对于南通加入海上丝路保护和申遗联盟,您怎么看?
钱健:这是很有必要的,海上丝路保护和申遗理应离不开南通,南通也应为海上丝路保护和申遗做出贡献。
记者:相比广州、泉州、宁波这些“海丝名城”,人们可以如数家珍列举出很多史实。但南通与海上丝路的关联,若不是您总结了这么多,我们很多人都不甚了了。南通在海上丝路的历史地位是不是被低估了?
钱健:是被低估了,甚至可以说被忽略了。
记者:问题出在哪儿?
钱健:我们的祖先没有留下多少文字记录,因而很难见诸正史;再者我们的专家学者对这方面历史的发掘研究还远远不够,我们都在说江海文化,但其中“海洋文化”这一块的整理还很欠缺。所以今天我们有责任发掘和重新认识南通,拾起南通“海洋文明”的历史脉络和文化根基。
记者:您认为现在我们需要做些什么?
钱健: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,我们要做的有很多。就眼下而言,我提议重点保护以下二十项海上丝路历史遗存(包括若干需恢复、复建的):
如皋林梓吕岱墓;如皋南境蒲西出土的唐船;如东国清寺;狼山广教寺;天宁寺内南宋时传入形制的罗马束柱;狼山西侧通济闸故地;大庆路南等处的天后宫等;几处古代兼作地标灯塔的望海墩;几处高大的古树,如吕四的灵眼树、如东的蓬蓬树等;少许几处民间石刻;几处巡检司和海关,如海门常关等;保留一批古旧的大型或巨型沙船;收集一批航海文物;几种航海世家的家谱;复建印度古祭坛;复建若干人物活动处与故居;复建南通城区宁波门与尉迟宝琳的镇海碑等;建圆仁登唐处;建藤原清河女儿喜娘辞唐处;建崔致远望归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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